历史上蓝玉案真相简介（真实蓝玉是不是冤枉被杀的）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二月初八日早朝将罢，一切看来很正常，很平静。突然，锦衣卫指挥蒋瓛出班参奏蓝玉谋反的种种罪状。蓝玉被当场逮捕。

朱元璋下令立即组织审讯。殿内的空气紧张得几乎凝聚了。这一切来得竟是如此地快，如此地急，如此地莫名其妙，使蓝玉无法应付，头脑发懵。第三天，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初十日，就把他处死了。

朱元璋借这突如其来的蓝玉案，给部队的高级将领一个措手不及，一个迅猛打击，对中高级指挥官来一次大换血。

在他看来，大约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继他执政的皇太孙免受这些资深望重的骄兵悍将的威胁与挟持。

他给锦衣卫和镇抚司下达指令：对蓝党彻底清查，不能使一个漏网。每天奏报案情进展，审讯结果。

于是，锦衣卫大狱镇抚司内变得更加阴森恐怖，暗无天日。

在骇人听闻的刑讯、逼供、诱供之下，一张张供词，带着血腥与呻吟被编制出来。朱元璋采取的办法是边审，边抓，边杀。株连蔓引，如割草，如烧荒，如滚雪球。

到三月间，京城各军府、卫所的中高级将领差不多都被杀光了。到四月份，数万人“蓝党”不只是杀了，抄了，而且把审讯记录也编纂完毕了，五月一日，元璋为它写了一篇序言，取名《逆臣录》，公布于世。

从蓝玉被捕到几万人的狱案基本结束，前后只用了二个多月的时间，可以算得上干净利落，快刀斩乱麻。

多数说是在叶升被杀四川平叛以后。中军都督府佥事谢熊招供：

首先，这部供词汇编中没有本案首魁蓝玉和景川侯曹震、会宁侯张温、怀远侯曹兴等人的口供。

关于谋反的起因和时间。

多数说是在叶升被杀四川平叛以后。中军都督府佥事谢熊招供：

洪武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钦差往四川都司取凉国公赴京。本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到于成都馆驿内安下，就到凉国公宅内相见。本官问说：“谢都督，你怎么来的，”

是熊回说：“我来取大人回家。”本官说：“我知道了。必是我亲家靖宁侯胡党事内有我名字，着你来提取。”是熊回说：“上位只教我宣唤大人，不知就里如何？”

饮酒间，本官又说：“实不瞒你，我如今回家看动静，若是果有这话说，好歹下手做一场。你回去休要泄密，若事成时，大家得安享福贵。”

接着，蓝玉便在四川都司卫所中有所活动。而后班师回京，沿途在武昌、九江、安庆等地密相联络。大约在洪武二十六年正月初十前后抵达南京。

《逆臣录》的供词中大部分是记载蓝玉抵京后如何与官兵们密谋造反的。

下面是右军都督府佥都督王铭供词：

洪武二十六年正月内，失记的日，因见凉国公征进回来，行事多有权势，不合要得交结，却与许都督并水军左等卫指挥张茂等官前去蓝玉府内拜见。

饮酒间，本官（指蓝玉）对铭言说：“我有句话和你每商量。”是铭问说，“老官人有什么分付？”本官又说：“比先只为胡党废了好几个公侯，恁都知道的。

如今靖宁侯熬到公侯地位，也为胡党全家废了。生怕他招内有我名字，不如趁早下手做一场，全望你每众人都来扶助，未知恁心下如何？”

是铭等不合回说：“看了这光景，不独大人忧虑，小人每心上那个不忧。大人既要下手时，小人每都愿出力，尽力向前，与大人做成事业。”

王铭的这个供词具有代表性，它文字最长，说的话最多最全面，其他许多人的供词都是这个格式，只是文字要简略得多。

这是说当叶升被处死之后，蓝玉因疑惧铤而走险，遂起谋反之心。加上蓝玉以往粗豪傲慢、强横不法的种种事实，故而给人以合乎逻辑、情通理顺的印象。但是，下面的供词就让人颇为费解了。

下面是蓝玉家教书先生王行的一个口供：

洪武十二年间，在于蓝都督即今凉国公宅内教书。彼时本官常与胡丞相往来相交。一日相请胡丞相到家饮酒，引行相见。在后，随同蓝都督前到胡丞相宅内探望。

饮酒间，丞相对蓝都督言说：“我和你所谋的事成时，这秀才也有大名分。”

这样的假口供也登上《逆臣录》，实在令人惊讶。这位胡丞相好像是发了昏，把这种灭家破族的勾当轻易地宣泄给一个毫不相干的教书先生。其实，翰林们在编纂《逆臣录》时选取蓝、胡勾联的口供也是不得已。

因为据这个案件的逻辑；蓝玉谋反的动机，就是因为自己加入“胡党”的内幕败露。殊不知，蓝玉之入盟胡党，由一个坐馆先生出面证实，恰恰露出了破绽。

这一场几乎牵连到所有京城驻军和部分外地驻军中、高级军官的宫廷政变，绝不可能没有周密的策划，详尽的行动方案。而《逆臣录》所收进的口供给我们提供的信息却是相当贫乏。

它的基本格式就像王铭的供词：说蓝玉回京后自己如何去攀附，随即蓝玉告以谋反做一场，拜访者则说尽力向前云云。

其中只有四五分口供简略说到造反或谋刺皇帝的日期在二月十五日，即皇帝亲耕籍田的时候。我们看下面几个人的供词。

百户李成供词：

本年二月初一，到于凉国公府内听候。蒙本官唤至厅前，对说：“我前日和你头目每议的事待要下手，未有个机会处。我想二月十五日，上位出正阳门外劝农时，是一个好机会。

我计算你一卫里有五千人以上人马，我和景川侯二家收拾伴当家人，有二三百贴身好汉，早晚又有几个头目来，将带些伴当，都是能厮杀的人，这些人马尽够用了。你众官人好生在意，休要走透了消息，定在这一日下手。”

此外，据羽林左卫指挥佥事马聚、戴成交待，蓝玉告诉他们在“二月半劝农时下手。”而金吾前卫千户周本则交待“约至十六日大祀天地，上位驾出，便要下手。”

以上就是最详尽的策划了，这里没有人员配置、联络方法、指挥系统等稍微详尽一点的内容。

而提供这个口供即了解这个谋反日期的又仅仅是千百户之类的低级军官，那些理应参与密议的侯爷、督府、各卫的高级将领反倒没有提供出造反的任何行动细节。

那么，二月十五日皇帝出宫劝农日动手这个看似确凿的情节，是否一定可以证明蓝党谋反案的真实呢？

否。我们来看一看景川侯曹震的儿子曹炳的一份口供：

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初七日，有父在凉国公直房内吃酒，带醉至晚回家，与炳言说：“我每同许都督三人在凉国公家饮酒，商量如今天下太平。

不用老功臣似以前，我每一班老公侯都造了反的也都无了，只剩得我每几个，没来由只管做甚的，几时是了？原跟随我的府军前卫孙指挥、武指挥，还有些旧头目，都是些好汉。

等今年四、五月间，问他军卫家收拾些好人马，我每再去各处庄子上也收拾些家人仪仗户等。今年上位年老不出来，我每预备下，伺候做事业，务要成就。”

景川侯曹震是“蓝党”第二号人物，假如蓝玉确有二月十五号动手的密谋，曹震断无不与谋、不清楚的道理。而时至二月初七，他竟对儿子说要在“四五月间”做事业，可见二月十五号之说的不足凭据。

还可以退一步设想，景川侯曹震的儿子“四五月间”之说是不可靠的。

因为二月十五日皇帝出宫亲耕籍田这个机会下手更合乎逻辑。但稍稍深入思考与研究一下就会发现，选择部署在亲耕籍田这个日子发动政变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这个日子本身是不确定的。

据《明实录》等资料记载，从洪武二年到二十五年这24年间，元璋亲自举行这种仪式只有洪武二年、三年、十九年、二十年、二十四年5个年头。去不去随意性很大。

日期分别为二月份的十七日，初四日，初十日，十四日，十四日。前后错落十几天。

这样，一般人就很难过早地知道亲耕籍田的准确日期，尤其无法断定这一天元璋肯定离宫前往，照以往的情况，这时太子新亡，元璋身体很虚弱，他不去亲耕的可能性倒是更大些。

这样，蓝玉为什么一定要把这种灭九族的勾当选在一个游移不定、虚无缥缈的日期呢？

胡惟庸案审讯结果，编出一本《昭示奸党录》，蓝玉案则编出一本《逆臣录》，目的都是要告诉全国老百姓，这些人背叛皇上，证据确凿，该杀该刮。

伹《昭示奸党录》刊出不久，解缙、王国用就挺身出来为李善长辨冤。使《昭示奸党录》中口供的真实性打了个大折扣。

《昭示奸党录》这部书后来没有保存下来，吴晗先生根据其他旁证材料写了《胡惟庸党案考》，论证了胡惟庸谋反是一个假案，从而也就彻底推翻了《昭示奸党录》所载口供的不实之词。

对蓝玉谋反也有一些历史学家持怀疑态度，但没有举出有力证据。更多的人却是相信蓝玉谋反的基本事实。他们或者没有见到《逆臣录》所载口供，或者被《逆臣录》的众口一词所迷惑罢了。